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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年毕节:打工父母们正回家

2019/10/18 2:07:56

新年毕节:打工父母们正回家

 

“留守儿童”这个词,徐凯(化名)是3年多前才从电视和报纸上听来的。那一年,离他们村子不算远的海子街镇“出事”,5位苗寨里的堂兄弟流浪进了毕节城,在垃圾箱里生火取暖窒息而死。

 

此事毕节人尽皆知。从那时起,村里有了变化,许多原本双双外出打工的父母,回来了一位:一般的分工是父亲在沿海省份打工,母亲就在不远的毕节城里谋一份生计,方便管教孩子。可是,毕节的留守儿童,还是隔三差五被曝出事……

 

两个月前,徐凯家也出事了,她的10岁侄儿在家门前河边玩耍时被意外电击身亡。侄儿父母都在福建打工,又是一起“留守儿童”事件,上了新闻。

 

数位在外打工返乡的毕节人,跟记者提过关于家乡的“名声”——寒暄中对方问老家哪儿?答贵州毕节。对方不知具体方位,更不知是历史上相传擒住孟获的地方,却都知道:就是留守儿童老出事的地方。

 

你说为什么老是毕节?人们问。

 

记者3年多前去过,以“特稿”《钻进垃圾箱的童年》,聚焦“由来已久、普遍存在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”;这次又去,想在父母们陆续回家的春节前夕,再仔细看看这些留守孩子的现状——毕节开发区的工厂已建好,尚未投产,具体工资和租房的细账还待算一算比一比,父母们正考虑哪里就业最划算;城区的流浪儿童已有了密集的巡逻队员,回到村里的孩子依旧“出事”;基础性扶贫工作稳步推进,村里通公路盖新房,而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依然普遍而值得重视……

 

任重道远,却必须一起想法子解决。

 

10元一周,自己生活

 

因为10岁侄子的死讯,徐凯的弟弟和弟妹从福建打工的地方回来过。

 

那是一场意外,徐家人的讲法,都是命,哪怕父母在家也提防不住。邻村人在河里电鱼,徐家侄儿在河边玩耍,帮忙捡鱼,设备漏电,触电身亡,判刑,赔钱,钱不够,电鱼的农民外出打工继续赔钱。孩子骨灰盒还在火葬场放着,父母就又去了福建,因为工钱还没结清,估计要年底才能回来。

 

被人们贴上“留守”标签的家庭,究竟什么样?40岁出头的徐凯弟弟,生了7个孩子,去世的是最小的儿子,上头有6个姐姐。因为小儿子出了事,同在福建打工的19岁大姐被召回村里,负责看管一群妹妹。记者去看时,家里没开灯,大的看电视、玩手机,小的几个围在矮桌子上做作业,似乎让人安心的样子。

 

可这之前,父母大姐二姐都不在家,5个未成年孩子怎么生活?

 

自己生活。

 

父母把生活费汇款给婶婶,三姐每周去找婶婶领,一星期共50元,平均一人一周生活费10元。

 

10元怎么过?账本是这样的:周一到周五上学,早餐一人发1元,能在校门口小摊上买两个小包子;中饭几乎不用钱,当地农村小学有补贴的营养午餐; 晚饭,姐弟们一起洗锅烧水做饭,山上割点菜、挖点土豆,买点豆腐、西红柿,烧火用院子里的煤渣,把东西煮熟,囫囵吃点。周末一般就做一顿,剩菜剩饭管一天。已经去世的小儿子,因为更得宠,胆子也更大,常会去婶婶处多讨几元零花钱,买零食吃。当地自来水不收钱,电费是爹妈出门打工前预存了几个月的。

 

如果有孩子处理不了的事,村里有婶婶、奶奶和徐凯这位姑妈。可除了触电这件大事,这几年也没见孩子主动找过大人。

 

徐凯管得最多的,不过是姐弟们吵架打架,闹得不可开交时,送一两个到奶奶家住上两天。奶奶管孩子吗?几乎不管,徐家3个兄弟都在外打工,每年各给老人一千元生活费,老太太自顾不暇。

 

让徐凯欣慰的是,几个姐妹里有个小孩特别懂事,拖地、烧饭、割菜,一刻不闲着。倒是父母传授了生活基本技能的老三,总在看电视、玩手机。

 

自己生活,“应该”是没问题的。徐凯的哥哥嫂子也外出打工,前些年家里3个小姐弟也靠自己生活,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出门打工。

 

至于学习怎样?没人管得上了。在学校碰上点啥麻烦,或者青春期的烦恼?更没人管得上了。能否考上职校或高中?这是家里有钱才能考虑的事情。这村里平均10位孩子中,仅1人能在初中毕业后继续读书,绝大多数打工去了。

 

徐凯所在的村子,还是毕节一个不算贫困、不算偏远的普通村子,村口新修了四车道的马路,车程二十分钟能到毕节城。可已是腊月的村庄里,很少能看到三四十岁的人——大多数父母们还没回家。

 

据村妇们不完全统计,两百户人的村子,一半以上的孩子曾经或者正在“自己生活”。

 

但要说毕节与3年多前记者探访时没有变化,却也不对。

 

偏远苗寨三年变

 

政策是好的。

 

因为留守儿童事件频发,毕节乃至贵州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关爱、救助、保护留守儿童的政策,当地曾开展过针对留守儿童的“拉网式”排查,要求“不漏一户、不少一人、不留死角、不走过场,做到政府尽责、社会尽力,彻底发现、排除存在悲剧隐患的死角”。

 

至少,流浪儿童问题比从前好了很多。

 

4年前,垃圾箱闷死孩子的前一年,徐凯曾在毕节城里疯找了儿子18天。她每天都看到——凌晨时候,某大酒店的大台阶上,每一寸地方都睡着孩子,天气冷了,就从垃圾箱里翻出破烂烧了,大街上生一堆火取暖;大台阶没地方睡了,孩子们就睡路边停靠的大卡车车厢,把篷布和废旧报纸扯了,当被子;车厢没得睡了,就找桥洞和大水泥圆筒,工地上一条大水泥筒就像大通铺,孩子们个个紧挨着,从这一头睡到那一头。

 

以上这些地方,她都用手电筒从孩子堆里翻着找过了,没找着儿子。后来,儿子和村里的小伙伴被一群混混打了,受伤送进医院才有了音讯。那一年,她儿子14岁。

 

如今,徐凯当年寻子看到过的情形,几乎没有了。记者数日夜里12时去毕节人民公园东面的桥洞里看,空无一人。这桥洞曾是一个流浪儿童据点,桥对面停车场和公厕的管理员能作证,当年这个据点的孩子们脸皮厚,生活能力强,敢从夜市的烤串摊上死皮赖脸讨吃的。如今孩子们不见了,在毕节城中心区域,很多巡逻队员的任务之一,便是发现并救助流浪儿童,把他们送回家。上个月,毕节市七星关区“留守办”制定并发放了元旦和春节期间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的方案,想利用父母集中返乡的机会,组建宣传工作队伍和招募志愿者进村入户、利用赶集时间设立宣传点发放宣传资料,并积极开展留守儿童父母劝返工作。

 

偏远的擦枪岩苗寨也有了大变化。3年多前垃圾箱里生火而死的5位堂兄弟,所来自的那个苗寨,已由政府出钱刷了白墙、整了新瓦,把通往海子街镇的盘山土路修成了水泥路,沿街墙上画了苗族风格的彩画,村里坡上原来满是猪粪和烂泥巴的小道也都铺了石子和水泥。山道偶遇能讲普通话的村中少年,也说“新农村建设”,条件好了。

 

最让人惊喜的是,在村中心位置新建了大广场,一旁便是新建的幼儿园,四层楼房,橙色外墙,院子里有滑滑梯和跷跷板。在毕节的一些村子,已经试行“在敬老院附近建幼儿园”,形成老少共管互管;记者找到了当年采访过的一位毕节农村小学的校长,他说如今农村学校多了一件任务,是开展老师的心理教育培训,专为留守儿童做好心理疏导工作。

 

毕节的交通条件在大幅改善。3年多前记者从贵阳到毕节,两百多公里路,大巴车在老路上开了8个小时;如今通了高速公路,3小时直达贵阳,往四川、云南也有高速可走。毕节机场也有了,两个半小时直飞上海。成都到贵阳的高铁正在建设,会经过毕节并设站。

 

而村里父母们更关心的,是从盘山路出去,在海子街镇南边,正在建设的毕节经济开发区。就是这3年,那里建了工业大道,建了好些工厂,有制药厂还有汽车厂——已经开始招工,未来更多工厂投产,可能本地人还不够用,要到毕节外头招工去呢。

 

也有打听过情况的人丧气,说普通工人工资就一千多元,虽说也有两三千元的工种,可大多需要点技术,村民们干不来。盘算下来,还是不如去沿海城市打工。

 

可采访中,好些有孩子的家庭已经动了心思——等毕节开发区工厂投产,先让妻子回家找活干,离家稍微近点,每周或每月能回家照顾小孩;如果工资多,就夫妻俩都回来。

 

春节将至,苗寨里,已有父母回来,看样子都赚回了钱,女人们带着孩子做饭,男人们垒灶杀猪盖房子。他们说,等过完年,先去山外的毕节开发区看看。

 

所谓的“管住了”之后

 

大力扶贫并增加本地就业,让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回来,并增加农村幼儿园和基础教育的投入,确保孩子们“不出事”,问题就解决了吗?

 

擦枪岩村干沟组的苗寨里,记者见到了陶家的父亲们,3年多前闷死在垃圾箱里的5位孩子,都是陶姓的堂兄弟。让人意外的悲剧是,3年里,陶家的5位父亲中,老三和老五都已过世,老三卧床死于疾病,老五应是死于酒精中毒,某夜喝到凌晨4时,6时过世,留下的孩子,现在给了兄弟或堂兄弟带着。

 

父亲们都在后悔。孩子们闷死垃圾箱后,他们郁郁寡欢,在村里多次提起“不该出去打工”,没管住孩子。但不出去打工,又生活不下去。于是又断断续续出去,最后又回来了——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重体力活干不动,又没技术,加工厂也不要他们,赚不来钱了。

 

老二和老四不愿多说话,记者找了陶家老大。

 

几乎还是3年多前记者看到的场景,他家房子在坡上,越往上爬,追打嬉闹的孩子越多,都是十岁左右年纪,爬树抓鸡打狗。进了陶老大家,家里堂屋梁上吊一根电线,接一盏低瓦数的节能灯;一个烧煤渣的灶台,正蒸木桶饭,有孩子几乎趴在蒸汽上写作业;一电视,两橱柜,三条凳,墙上挂着十来幅相框,多是苗族盛装的女子和婴幼儿。照片中的婴儿都长大了,分不清谁是谁,只数了数,放在陶老大家里养的,还有7个孩子,都是陶姓的,最大读初一,最小读一年级,孩子们见来了戴眼镜的生人,高兴得很,进进出出、有事没事地绕着记者看。

 

陶老大说“管住了”——至少眼前这7个孩子,已不敢跟3年多前那5个堂兄弟学,不敢跑到苗寨外头去。而学习咋样?有位初一的女孩还可以,其他的,说不上好坏。未来咋办?让他们读完初中吗?孩子们以后出去打工吗?陶老大笑笑,喃喃讲土话,又看了看电视,正播农业频道,他又喃喃说了“政策”,却又说不出什么来。

 

徐凯如今反省起自家的管教方式——打骂,越打越跑,根本管不住,刚看到还在厕所刷牙,一转头儿子就跑了,一混又是十天半个月。

 

她带着记者在村里逛,村外河边,正是10岁侄子被电击身亡的地方。遇见仨男孩,带头的初中生模样,正抽烟,两个十来岁的孩子跟着,往村外走。徐凯咬唇嘀咕着骂,这孩子不知从哪里搞来了钱,还学会抽烟了。

 

在“留守儿童”的成长过程中,比“自己生活”更糟糕的,是只有简单粗暴打骂、缺乏正常感情沟通的家庭教育。

 

最让人操心的,是半大孩子们——十岁以下的孩子还不敢乱跑,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已懂得打工赚钱,最头疼的就是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年纪,贪玩不读书,年纪太小又没法打工。有学者称这一群体为“二无一未”:无学上、无工打、未成年,而在一些地区,这一群体的犯罪案件占全部案件的40%以上。

 

又一次,徐凯儿子和村中小伙伴偷溜出去混,又是十天半月找不到人,直到城里的派出所打来电话,要求来领人——他们偷五金城里的废铜烂铁去卖,被抓了正罚跪。

 

徐凯想,罚跪好!就该治治你们!

 

从派出所领回来这群混孩子,十个里有八个,父母外出打工;如果父母在家,免不了一顿打,第二天就逃出去了。

 

直到这群孩子十七八岁外出打工前,以上的情形周而复始,几乎成了当地留守男孩成长的必由之路。

 

这和3年多前闷死在垃圾箱里的孩子,悲剧性地相似——最大的12岁陶中井,带着相差一两岁的堂弟们出去混。他们偷东西被抓,警车送到村口,跳窗跑了;再次偷东西被抓,被偶尔在家的父亲们捆在牛棚里一顿暴打,第二天又跑了……

 

被忽视的孤独和忧郁

 

孩子们自己究竟怎么想?记者近年在山东、河南、云南、贵州多次尝试和留守儿童聊天,在很多情况下,记者用尽浑身解数逗乐闲扯,依然很难打开他们的心扉。

 

在去毕节的同时,记者通过熟人关系找到一位15岁初中女生张丽雯(化名),河南省淮阳县的普通学生,父母5年前外出打工,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,家境在村里并不差。

 

虽是熟人介绍,可她连家庭情况都“不想提”,勉强说了“父母和两个哥哥在北京,每年过年回来”,却又是半真半假。实际上,她的父母已离婚,二哥跟着爸爸去了山东。

 

朋友评价张丽雯:“人很好,但是爱哭。”在她哥哥看来,她不爱跟父母、爷爷奶奶交流,显得敏感而孤独。她在自拍照上写下这样的文字:“我有时候不爱说话,不想搭理任何人,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哭,我前桌说我有抑郁症,呵呵……”她喜欢深夜在网上聊天,说自己睡不着,她的QQ  签名写着:“在我最难过的无助的时候,谁还会对我说,你还有我。”

 

才初二,她心里已有了主张:“不返校了。”接下来,她不想去母亲所在的北京,先在家玩,明年要去苏州打工,等到17岁,再去学技术。她觉得,上学没意思,就是浪费时间……

 

“留守”5年间,不知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,张丽雯选了一条自己的路;而全国各地,又有多少“张丽雯们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迷茫着。

 

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去年调查毕节田坎乡四位“留守”兄妹服毒自杀事件后,也认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突出:“有研究反映50%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,主要表现为冷漠、内向、孤独,不愿意与别人交流。超过10%的留守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情绪,在14到16岁留守儿童这种忧郁情绪也会转化为自杀的倾向。”

 

而回家的父母们,真的意识到这些吗?记者曾亲眼见,打工一年刚回来的母亲把孩子学校发的寒假作业往角落一塞,拉着孩子串门打麻将去了;而父亲,则更多是甩手掌柜,所谓“管教”多是斥责打骂,比如徐凯的丈夫,又比如擦枪岩苗寨的陶家父亲们。

 

记者相信,许多“不出事”的农村留守儿童,只是把那些孤独忧郁,在心里藏过了少年、青年,之后带进了工厂、学校和社会。

 

解决“留守儿童”问题,许多地方在大力扶贫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、推进城镇化水平、提高农村学生受教育程度等措施上已达成共识,政府部门与学校、社会正多管齐下、稳步推进。

 

而寂寞成长着的那些小心灵呢?或许这应是新阶段下,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中,不容忽视的关键点所在。